朱由检(1611年2月6日—1644年4月25日[1] ),明朝第十六位皇帝。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,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,母为淑女刘氏。于1622年(天启二年)年被册封为信王。1627年-1644年在位,年号崇祯,后世称为崇祯帝。朱由检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,勤于政事,生活节俭,曾六下罪己诏,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。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,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,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。1644年,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,于煤山自缢身亡,终年34岁,在位17年。朱由检死后庙号怀宗,后改毅宗、思宗。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,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。葬于十三陵思陵。
崇祯上吊的歪柏树图片:
走到煤山脚下总想寻找崇祯(朱由检)上吊的那棵老槐树,在那儿驻足良久,感慨颇多。槐树上常常挂着一种小虫子,叫“吊死鬼”。由此我想,那棵歪脖子槐树难道就是为崇祯皇帝所生?显然不是。
逛北京景山公园,33岁崇祯上吊自杀的地方是不会看不见的,这是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。凡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,景山(旧称煤山)东麓,原有一株向东倾斜的低矮老槐树,就是明崇祯自缢的地方。
这就是明朝皇帝崇祯自缢的地方,游客如织。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槐树早就已经没有了。
上世纪60年代在立碑处是一棵保留了几百年的歪脖子老槐树。那么,那棵歪脖子树哪儿去了?
明朝末年,李自成起义军于1644年3月攻入北京,逼迫皇帝崇祯于3月19日逃到景山,他自觉有愧于祖先基业,便以腰带自尽于观妙亭下的歪脖子槐树之上,后来这棵老槐树作为文物被保留下来。可是在“文革”十年动乱期间,老槐树被当作“四旧”砍掉了。后来在老槐树处立有一块刻着“明思宗殉国处”的石碑。
一直以来,人们认为那棵歪脖子老槐树,是在“文革”期间被红卫兵造反派破“四旧”的时候砍掉的。然而,4月2日的《今晚报》在“旧闻钩沉”版发表了杨银禄的文章:“江青的生活方式”得到了确切的答案。
杨银禄曾经是江青的生活秘书。文章介绍了江青林林总总的生活方式,其中提到了江青去景山公园游玩一事。
下面文字摘自《今晚报》4月2日“旧闻钩沉”文章中的一段:
那是1971年春季,一天江青让秘书联系说:“工作太累了,需要转移转移精力”,找个地方拍照,于是身边工作人员就联系推荐去景山公园去拍牡丹花。并由对北京情况比较了解,又是山东人的万里陪同。
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,精心拍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。拍照了牡丹,她又说:“我要爬爬山,活动活动筋骨。”她是从东边的台阶爬的,爬了十几个台阶,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,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。江青立刻大怒,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。她说:“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,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,你们还留着它,象老祖宗一样供奉它,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?你们要封资修的,还是要社会主义的?给我马上刨掉。”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,没有说话。
江青从景山上下来,上了汽车还在唠叨:“这个万里,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,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。”
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,已经保留了几百年,成了文物,可是江青一去,随便一说,说刨就刨了。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……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,更没有文物保护法,谁的官大谁说了算。现在看来,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。
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之谜:
崇祯皇帝。
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,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:神宗30年不上班,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;光宗是个花痴,上台不到一个月,直接牺牲在床上;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,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。
崇祯帝却一反常态,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,工作17年,病假都没请过;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,为减轻财政负担,让老婆做饭织布。
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,却于甲申年(公元1644年)三月十八日深夜,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(今景山)悬树自尽,在遗书中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。300多年后的今天,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,看着冰冷的纪念碑,不禁替他抱屈: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?
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,山都挡不住,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。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,哪怕抓住一次,他就可能不用上吊,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,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。但是,僵化的大脑、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,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。
南迁计划如何泡汤
第一次机会。甲申年正月,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,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,形势瞬息万变。大年初三,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,研究应急方案。
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,他认为,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,就能缓过气来。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,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,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。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,地方比它大,物产比它丰富,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,设南京为陪都,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。
李明睿敦促,只要您下决心南下,东山或可再起,大明中兴有望。沿途的河北、山东、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,安全不是问题。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,尽快动身为好。
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,崇祯听得入神,两人深谈了一昼夜。
不过,按明王朝的制度,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支持;而且崇祯还担心,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,身后一定挨骂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,自己假装不同意,部长一再劝迁,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。
会上,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:“形势都这样了,我想亲自上前线,战死疆场,你们都别拉着我。”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,代皇帝出征,就是没人提南迁。
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。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,把南迁议题公开化,试图倒逼政府。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,故意把消息捅出去,弄得沸沸扬扬,谣言四起,人心大乱。他还嫌不够,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,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,是“邪说”,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。
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:
一是意识形态上的。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,坚信撤退可耻,在政治上是错误的;
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。南迁成功还好,万一失败,出主意的、附议的,肯定没有好下场;
三是实际利益上的。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,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。最要害的问题在于,南迁之后,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,肯定要裁员,官员们思量的是:俺的位子还有没有、好不好?
这样,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,不愿轻易下赌注。
李明睿非常气愤,又加以回击。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,一时间材料纷飞,会议不断,轰轰烈烈,就是没有结果。
崇祯皇帝急得不行,有一次开会前,他甚至把话说白了:“老陈,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!”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,崇祯几次逼他发言,他都是笑笑而已,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。
这样一折腾,一个多月就过去了,形势更加凶险。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,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,说错了不要紧。他寻思,哪怕两派势均力敌,他也好拍板。但结果依旧。紧接着,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,北京危殆。
崇祯终于忍不住了,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:“不管他们了,这事我说了算,咱们立刻南迁!”李明睿叹口气:“来不及了,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,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。”
明朝为何不受李自成的大礼
第二次机会。不可思议的是,事情到了这步田地,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。
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出苦力的粗人,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,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,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。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,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,要求和谈,并且要价不高:割让西北一带给他,西北实行高度自治,不向中央报告工作;中央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,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,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。
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,况且别无选择,但大家都不表态。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说说,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,没人敢碰。
但是不发言也不对,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,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,决心血战到底,与北京共存亡。李自成凭空送的大礼,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。
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,但是从安定门、朝阳门到前门,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。眼看天要亮了,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……
他死后仅三个小时,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。那些政治坚定、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?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,排队请求安排工作。
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“明思宗殉国处”,“思宗”是崇祯的庙号。的确,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。
崇祯君臣的议事秀,空留千古憾事
崇祯皇帝死后不久,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,说得非常到位,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:
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,就喜欢唱高调、讲大话,哪怕火烧眉毛了,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,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。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,金军就渡过黄河了,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?!
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,一步得生,一步得死,岂容贻误。僵化的思想、狭隘的私利,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,空留千古憾事。可见,改进文风会风,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,关系事业成败、国家兴衰,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,绝非枝节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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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上吊的歪柏树图片,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之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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