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大批释放宫女内幕：
《旧唐书?太宗本纪》有记载说，武德九年八月癸亥，唐高祖传位给唐太宗。唐太宗制定并落实了大赦天下，免除天下徭役一年等等多项新皇帝的新政策。这类“与民休息”的让步政策为各朝代很多皇帝甫一登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制定过，应当说是达倒了史不绝书的程度。可是唐太宗下面的这个措施则似乎更有可圈可点的特殊性：他一次性地就释放后宫里的宫女3000多人！第二年，太宗“改元”为“贞观”。贞观元年九月，他又做出释放离宫别馆里面宫女的一件善事。这次他还说了一番话，尤其令人动容，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其意思就是：“妇人幽闭深宫，情景实在令人怜悯。隋朝末年，隋炀帝没完没了地选年轻妇女入宫。建在各地的离宫别馆不是皇帝常去“御幸”的场所，也聚集了不少宫人，都消耗百姓的财力，这是我所不能认可的，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又能用在别什么地方呢？现在我打算遣返她们，听任她们寻找配偶，并不光是为了节省费用，也可以使这些女人过上男欢女爱的日子。”中国人都知道，专制社会里，皇帝除了皇后和至少数以十计的嫔妃之外，还有权在宫女中“游龙戏凤”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讲，就是，想谁是谁，看着谁心中来电就是谁。原因是，宫女在法理上就是皇家的婢女和性奴，史书上不少皇子就是宫女所生。明朝的万历是明王朝的第13任皇帝，即明神宗朱翊钧。由于黄仁宇的书《万历十五年》在中国大陆的广泛行销，这位万历皇帝更是大名远扬。而他的生身母亲就是宫女李氏。我们在上一期的《魏征阻止皇帝找女人的另一史实》中讲到，按照《新唐书卷九十三》的记载，唐太宗14个儿子中的4个皇子李宽、李恽、李简的母亲都没有获得正式嫔妃的名号，都有可能是后宫的宫女，特别是李宽和李简在该记载中都明确地被指为“后宫”所“生”。 最近有一句热得滚烫的话是“有钱就是任性”，我们不妨改为“有权就是任性。无道昏君为了一己的私欲，经常要“任性”地扩充宫女的队伍。其中的道理很简单，宫女都是各地官员千挑万选送上来的，都不会是歪瓜裂枣。这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呆在身边，有着陪伴和侍候自己的幸福，又有满足随时而来的淫欲的性福，不正是定于一尊者的齐天之福吗！我们不妨练一练史学的基本功，做一点小小的年代和年岁考证。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当上皇帝到他退位的武德九年，也只有9年的历史。无数史料证明，各朝代的宫女最初进宫都是14岁左右。因此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入宫的宫女到了武德9年也仅仅是14加9，即23岁左右。至于武德二年到武德九年入宫的宫女则会更加年轻。这就是说，这3000多宫女无例外地处于花样年华。而离宫别馆里的宫女年岁应该大出一些，理由是隋炀帝公元605年当上皇帝，在位14年。他最初登基那年招来的宫女如果是14岁，那么经历了他在位的14年，再到了贞观元年的公元627年，已经是22加14，即36岁。那些离宫别馆里，还会有隋炀帝父亲隋文帝在位时招进来的宫女。如果我们再考证一下，隋文帝公元589年登基，他这一年招进来的宫女也是14岁，到了贞观元年的公元627年，已经是（14加38的）52岁，真正地快成“白头宫女”了！因此我们的结论是：离宫别馆里的宫女从最年轻的36岁到最老的52岁之间，平均年龄大约为43岁。唐太宗遣返后宫里的这两批宫女应该至少有4----5千人。这两件事肯定为我们现在的贪官所不能理解，他们也许在想，都说我们玩女人、养情妇、包二奶、找小三，可是我们容易吗？哪一个美女不利用我们的权力换给她足够的利益、甚至换给她足够的现金，她会情愿跟我们吗！？2001年10月12日被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的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、省委委员、省九届人大代表徐其耀就会抱怨说，我为了博红颜一笑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达两千多万元，花在她们身上的超高消费金额最后变成纪委的双规通告、公安局的逮捕证，法院的死刑（缓期两年）判决书！你李世民如果有穿越之功，来到我身边，就会知道我对你的羡慕嫉妒恨。我的情人还包括46岁的护士，比隋炀帝离宫别馆里宫女的平均年龄43岁还要大出3岁！尤其是你释放的这一大批20几岁的宫女中不知道有多少如花似玉，光焰夺目的美女；又都是免费的驯顺的性奴，玩这种尤物级别的女人，既不用担心公安部门越过当地执法机关突击扫黄，又不用冒死贪贿去买来掀开她们石榴裙的权利，该是多么地占尽风光，占尽便宜的，你就舍得一甩手彻底放走？真是脑残已极！如果是我，隋炀帝离宫别馆里要甄选一批年轻貌美的留下来，而唐宫中的3000多宫女我一个都不能放，一个都不能少！这类贪官永远无法理解唐太宗的襟怀！太宗皇帝释放这两批宫女正如他释放第二批时所说的，一是不愿意“消耗百姓的财力”，二是让她们“寻找配偶，过上男欢女爱的正常日子。”先论论释放宫女的第一个原因：他认识到，宫中宫女的消费是百姓上缴的税赋，所以继续让这些宫女呆在宫中，那么消耗的就是“百姓的财力“！这就表现出这位皇帝朦胧初具的纳税人意识，这是很超前的行政理念。在太宗的贞观一代，君臣一体地认识到对百姓行仁义的高度必要性。《贞观政要?君臣鉴戒》上记载说，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疏曰：“治天下者以人为本，欲令百姓安乐……”。《贞观政要?俭约》则有如下的两条记载：第一条记载是：魏征对皇帝从没有谀辞，但是贞观四年，他有一次还是客观地肯定了太宗的“恤民”行为，说：“陛下本怜百姓，每节己以顺人。臣闻‘以欲从人者昌，以人乐己者亡’”（《贞观政要?俭约》）。这就是说，他首先赞扬皇帝怜爱百姓，节制自己而顺百姓之心；随后又向皇帝讲大道理：“牺牲自己的愿望顺从百姓的就昌盛，牺牲百姓的利益使自己欢乐的就灭亡”。第二条记载是，由于君臣之间在这方面认识统一，对于全社会产生了极好的辐射效应，“由是二十年间（刘按：这是太宗在世时的时间计算，实际上到太宗去世，共计22年），风俗简朴，衣无锦绣，财帛富饶，无饥寒之弊。”老百姓过上了简朴而又富饶的生活，“无饥寒之弊”正是唐太宗恤民的直接后果。再论论唐太宗释放宫女的第二个原因：让宫女们“寻找配偶，过上男欢女爱的正常日子”。《礼记?礼运》说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，这与孔夫子所说的“食色性也”的精神实质若合符节，都在告诉人们，性与吃饭一样重要。唐太宗理解宫女无法得到男女之欢的悲苦和凄切，刻意要让她们过上正常的性福生活，这是他“本怜百姓，每节己以顺人”的仁爱在性事上的表现，即是说，他在性事上节制自己，放弃在宫女中寻找他游龙戏凤的对象，顺应这些可怜女性的基本生活需求，让他们脱离苦海，到达性福的彼岸。这是他可歌可泣的积阴功的又一次闪光善行，是他“恤民”这一悲悯情怀的又一次生动的展现。这样一来，如果我们说，从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长达22年的贞观一代，百姓在包括食色两个方面都“无饥寒之弊”应该是八九不离十，很靠谱的说法。把这种“无饥寒之弊”的社会生态同20世纪50年代，本属于承平时期，却有三年大饥馑的记录相比，高下立见。关于50年代大饥馑的若干考证可见拙作《魏征阻止皇帝找女人》中的河南“豫东事件”的简介和简评，以及《从唐朝的两则历史轶事看政治伦理》里面涉及到的程敏编辑的《风云庐山》的有关记录。或者，您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那三年的“饥寒之弊”，最好不怕麻烦，在百度上打出“三年大饥馑”的关键词，这样您就将会看到76个页面里面的760个左右的链接。耐心阅读之，您也许会在潸然泪下之余，在您眼前看到有关那三年更加既有宏观大场面又有微观细部，堪称全景式的3-D历史画面。
